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从1888年足球联盟创立谈起：威廉·麦格雷戈借鉴美国棒球全国联盟的赛程模式，却拒绝了其封闭的商业体系，选择了升降级与准入开放。然而门票收入均分方案被否决，财务分化的种子就此埋下。如今曼城被指虚增超10亿美元收入，面临英超除名处罚——文章认为，这支背后有中东主权基金撑腰的球队“想夺冠就只能违规”，而这一困局正是英超结构性不公的必然产物。
当曼城违反财政规则的争议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时，人们习惯于把矛头指向俱乐部本身，仿佛这只是一桩孤立的“作弊案”。但ESPN这篇专栏文章提供了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视角：曼城的“违规”，或许从一开始就写进了英格兰足球的基因里——英超这项赛事，生来就不是建立在公平之上的。要理解这个判断，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一百多年前的1887年。
1887年的英格兰：人人都在踢球，却没有一个“联赛”
早在1887年，英格兰就已经是人人都在踢足球的国度。但彼时的英超并不存在——其他任何联赛也统统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伯明翰杯、斯塔福德郡杯、兰开夏郡杯、英格兰杯、威尔士杯、足总杯，外加一堆看起来每隔几天就凭空冒出来的各式杯赛。
这种完全由淘汰赛临时拼凑的赛程，存在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用足球联盟创始人威廉·麦格雷戈的话说，就是缺乏所谓的“赛程固定性”。球队可能接连在多个杯赛中早早出局，然后猛然发现自己彻底无球可踢；也可能恰恰相反——他们在足总杯里一路高歌猛进，却不得不忍痛取消兰开夏郡杯的比赛。毕竟，谁又能提前料到自己会闯进足总杯的半决赛呢？
球迷们同样苦不堪言。麦格雷戈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对这种时有时无、断断续续的比赛安排感到厌倦甚至反感”。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作为观众，你既不知道下周有没有球看，也不知道支持的球队会在哪项赛事里突然消失，这种体验放在今天几乎难以想象。
从苏格兰到伯明翰：一个布店老板与足球联赛的起点
麦格雷戈出生于苏格兰，大约在1870年移居伯明翰。他经营着一家小布料店，后来成为当地新兴足球俱乐部中的佼佼者——阿斯顿维拉的一名管理人员。
正是这段身处足球运动第一线的经历，让麦格雷戈比谁都清楚混乱赛制带来的痛点，也为他日后推动联赛制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作者之所以从这段久远的历史讲起，用意相当明确：英格兰足球从诞生之初，就是在不公平、不均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后来的一切——包括英超如今的财政规则之争，以及曼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恰好是那个找到了出路的人”
关于联赛制度的诞生，麦格雷戈自己留下过一段相当自信的表述。1926年，J.A.H. 卡顿在《英式足球的故事》一书中记录了他的原话：“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足球和球员们身处的困境，而我有幸成为了那个特定时刻里，唯一看到出路的人。”他接着说道：“在我看来，让全国的主要俱乐部之间进行固定的主客场循环比赛……所产出的比赛，会远比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赛事更有意思。”
这段话值得细品。麦格雷戈的思路其实并不复杂，却切中要害：把赛程固定下来，让强队之间彼此交手、互有往返，观众每周都有稳定的看点，俱乐部也有稳定的收入预期。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套“确定性的产品”——而在此之前，英格兰足球最缺的恰恰就是确定性。
从提议到开赛，只用了半年时间
行动力是这个故事里最惊人的部分。1888年3月，麦格雷戈向英格兰其他五家主要俱乐部发出倡议：共同组建一个由12支球队参加的联赛，核心就是他所说的“赛程固定”。到了同年9月，足球联赛的第一轮比赛便正式打响。从提议到落地，前后不过半年左右，这在任何时代的体育治理节奏里，都算得上雷厉风行。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如今的足坛——一项规则改革从讨论到执行，动辄拖上数年，就知道1888年这批人办事有多干脆。
联赛一经推出便站稳了脚跟。固定赛程意味着固定收入、固定观众，也意味着俱乐部之间第一次有了可以持续比较的统一标尺。英格兰足球由此告别了那种“随时可能没球踢、随时可能被踢出局”的混沌状态，走上了一条制度化轨道。
灵感来自板球，还是美国的棒球？
那么问题来了：麦格雷戈这个“联赛”的点子，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早期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灵感来自板球——当时的英格兰，板球是与足球并列最受欢迎的运动，其赛制组织相对成熟，借鉴起来顺理成章。
不过，这个说法后来受到了挑战。安德鲁·津巴利斯特与斯特凡·西曼斯基在合著的《国民消遣：美国人打棒球，世界其他地方踢足球》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可能：麦格雷戈真正的灵感来源，恐怕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具体来说，是美国棒球全国联盟的成功运作。这个联盟同样以固定赛程、成员俱乐部稳定对抗为核心模式，而且已经证明了商业上的可行性。
两位作者的分析颇有说服力：与其说是身边板球的启发，不如说是一个跨越大西洋的参照系，让麦格雷戈看到了联赛模式的潜力。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现代英格兰足球的制度基因里，其实早就带着一份“美国血统”。这一点放在今天看尤其耐人寻味——如今英超的商业化、全球化路径，以及围绕财政规则的种种争议，多少都能从这段起源故事里找到线索。联赛制度从诞生第一天起，就不只是一项赛制安排，更是一套关于公平与商业的框架。而这套框架里的不均衡因素，接下来还会继续显现。
只借了赛程，没借封闭：英式联赛的另一半选择
但麦格雷戈的借鉴，到赛程安排这一步就停住了。美国棒球全国联盟本质上是一个封闭体系——老板们只会在确信新成员的加入能让所有人多赚一笔时，才愿意开门接纳新俱乐部。体育和生意，从一开始就绑在一起，分不开。
英格兰走的是另一条路。新生的足球联赛没有自立门户，而是主动把自己安放进英足总（Football Association）的框架内——那是英格兰足球层级更高的管理机构。
从第一天起，联赛章程里就白纸黑字写着：成绩最差的球队，将被下级联赛中成绩最好的球队取代。升降级不是后来打上的补丁，它从诞生那一刻就被写进了规则。
英足总还追加了一条硬性规定：俱乐部董事不得为自己的服务领取报酬。这条规矩放到今天几乎难以想象，但在当时，它把“办足球”和“做生意”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楚的界线。
与全国联盟那种把商业利益摆在最中央的姿态不同，麦格雷戈设想中的足球联赛，是一个建立在他所称“自利与互惠并行”原则之上的组织。他还提出，比赛的门票收入——那是当时唯一的收入来源——应当由主队与客队平均分配。
升降级不只是赛制细节，更是权力怎么分
这两处差别看着不起眼，却决定了此后一百多年英格兰足球的基本性格。封闭体系里，入场资格由现有成员说了算，谁能进来、要付多少代价，都是内部人商量的结果；而在英足总主导的开放框架里，位置靠成绩挣，谁踢得好谁上来，规则由外部机构制定并监督。一个更像私人会所，一个更像公开赛道。
门票均分这一条尤其关键。它等于承认了一件事：一场比赛是两支球队共同生产的产品——主队出场地和观众，客队出对手和悬念，少了哪一半，这笔生意都做不成。把收入对半分，就是把这个共识记进了账本。
但也得说清楚，麦格雷戈讲的“互惠”是有边界的。它处理的是成员之间怎么分钱，而不是整个足球世界怎么才公平。谁能成为成员、谁被挡在门外，这套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所以我们看到的英格兰联赛，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一个把所有球队放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方案。它更像一份成员之间的协议，条款写满了谁能参与、怎么分账。也正因为如此，后来那些关于花钱、分钱、能不能花钱的长期争吵，才会一次又一次撞回同一个原点。
顺着上一段往下讲，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弯。麦格雷戈把主客场双循环、升降级这套赛制留给了世界，也把“门票收入对半分”的理念一并摆上了台面。按理说，此后一百年间全球各地陆续成立的职业联赛，绝大多数都照搬了英足总这套比赛结构，那么财务均分的原则，本也很有可能跟着一起被推广开去。毕竟赛制都能复制，分账逻辑为什么不能？
但现实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当年足球联盟的12家创始俱乐部里，有10家对麦格雷戈的提案投出了反对票。
十票反对，改写了此后百年的分账格局
这个结果值得球迷们多停留几秒。一套后来席卷全球的赛制架构，配套的分配理念却在诞生之初就被大多数成员亲手否决。换句话说，现代职业足球从第一天起，就选择了“赛制共享、分账各算”的路线——比赛怎么踢是统一的，钱怎么分是各凭本事的。这个岔路口的选择，埋下了此后一切争议的种子。
而这条岔路一路延伸，最终就通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曼城与英超联赛的对峙。一家英格兰俱乐部，实际控制方来自一个自然资源富集的中东国家，背后是规模以万亿美元计的主权财富基金。这样一家俱乐部，如今正面临被麦格雷戈亲手缔造的这项联赛除名的风险，理由是这些所有者人为虚增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只为在如今年收入接近100亿美元的顶级赛事中，与最强大的那批球队掰手腕。
把这层因果说透，其实就是一句大白话：曼城之所以违反财务规则，是因为在现行的体系之下，如果他们想真正赢下英超冠军，某种程度上就不得不这么做。规则摆在那里，资源也在那里，想站上顶端，要么接受起跑线的差距，要么越过线去——他们选择了后者，也因此被规则抓住了。
到底谁更具竞争性：NFL还是英超？
当我们把镜头从曼城个案稍微拉远一点，会发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冠军归属的？而在我们为各类联赛设计的这套决定机制里，本身就藏着大量与生俱来的矛盾。
一方面，我们希望比赛有悬念，希望弱队有机会掀翻强队，希望每一轮都有看点；另一方面，我们又默认各队可以在收入、投入上拉开差距，让市场力量自由决定谁强谁弱。这两个愿望同时成立的前提，是投入差异不至于大到把悬念彻底碾平。可一旦差距跨过某个临界点，竞争性就成了奢谈。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人拿NFL的均等化机制和英超的开放式体系作比较时，争论总是格外激烈——两种模式各自成立于不同的选择，也都为各自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麦格雷戈当年的提案被否决，等于让英格兰足球从一开始就站进了“开放式”那一队。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今天关于财政规则、关联交易、联赛公平性的种种纷争，脉络就会清晰很多。
上一段我们聊到麦格雷戈提案被否决、英格兰足球从一开始就走上“开放式”道路的渊源，接下来不妨把镜头转向大洋彼岸，看看美国的职业联盟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毕竟，NFL与英超到底谁更具竞争性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过。
按某些标准衡量，美国联盟确实更“平均”
如果按照某些定义来衡量，美国职业体育的竞争性确实远高于欧洲足球。过去10座NFL冠军奖杯，由6支不同的球队捧起；NBA过去10年的总冠军，被9支球队分走；棒球大联盟的世界大赛，过去10年同样诞生了7支不同的冠军队伍。三组数字摆在一起，“轮流坐庄”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也难怪不少球迷觉得美国联赛的悬念更足。
工资帽、奢侈税与选秀：给竞争上三道锁
这种“平均”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出来的结果。这些联盟普遍设有工资帽，还配套征收惩罚性的税款——简单说，球队总薪资一旦越过门槛，就得按比例向联盟缴纳额外费用，花得越猛，罚得越重，目的只有一个：不许任何球队把钱花到失控的程度，防止资本直接堆出一支无敌之师。除此之外，它们都借助每年一度的选秀大会来进一步拉平差距：让联盟里当季成绩最差的球队，优先挑走全世界最好的业余新秀。输得越彻底，越有希望拿到高顺位，选来重建的基石，过几年就能卷土重来。用设计者的话说，这就是在人为制造均等的机会。
经济学家的另类答案：它们其实是垄断与卡特尔
可一旦换成经济学家的视角，结论会立刻翻转：美国职业体育联盟恰恰是“竞争”的反义词——它们本质上是垄断组织，或者说得更直白些，是卡特尔。真正的竞争意味着市场开放、进出自由、胜负会带来真实的后果；而这些联盟恰恰相反。在这里，输球不会带来真正的惩罚；非但没有惩罚，某种意义上输球反而是一种奖励，因为垫底恰恰意味着来年的优先选秀权。与此同时，联盟的大门也永远关着：想新增一支球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既要现有老板们集体点头放行，新老板还得同意支付数十亿美元的加盟费，才被允许进入这个封闭的俱乐部。换句话说，竞争性的表象之下，是一个由少数人共同把守准入门槛的商业体系。
<视频1>
经济学的这套逻辑反过来，正好照出另一面：在他们眼里，欧洲体育才是最接近"真竞争"的样本。
升上去、掉下来：欧洲体育把输赢真的兑现了
规则简单，也残酷。你和联赛里其他所有球队踢的是完全相同的赛程，谁赢下的场次最多，谁就是冠军；赛季末排名太低，对不起，直接降到下一级联赛。反过来，在低级别联赛里赢下足够多的比赛，你得到的奖赏是升入一个声望更高的舞台。奖励和惩罚都白纸黑字写在积分榜上，谁都躲不掉。
这套机制的好处一目了然。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拉起一支球队，从足球金字塔的最底层起步，一级一级往上爬——只要成绩够硬，终有一天能站上顶级联赛的草皮。也正因为这扇门一直开着，英格兰几乎每个角落都能找到足球俱乐部。这不是巧合，是制度给出的机会。
门槛永远敞开：伦敦一城，17支职业球队
拿数字对比更直观。美国因为联盟的封闭结构，全国不到半数的州拥有一支NFL球队；而在英格兰，光伦敦一座城市就有17支职业足球队。一边是把大门焊死的准入制俱乐部，一边是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挤上来的开放金字塔，差别就在这里。
对球迷来说，这种结构带来的实惠也很实在。主场能看的比赛更多，出门看球的机会更多。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好处：你不用再忍受那种双方都想着输的比赛。在封闭联盟里，垫底反而能换来高顺位选秀权，于是赛季尾声总会出现两支球队互相"谦让"、谁都不想赢的场面。欧洲足球用升降级把这条路堵死了——排名靠后掉级，是实打实的损失，没有人会主动往下跳。
换句话说，一个把输赢当真的体系，才会逼着每场比赛都有人认真去踢。这一点，恰恰是英超超强赚钱能力之外，最容易被忽略的底色：竞争不是口号，而是写在升降级规则里的硬约束。
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这种结构看上去对球员也是有利可图的。虽然与北美几大职业体育联盟相比，顶级足球运动员的合同金额显得相形见绌，但放眼整个更广阔的足球经济体系，可供球员流通的市场规模和人才池要庞大得多。更关键的一点是：英超俱乐部平均会把自身收入的66%重新投入到球员薪资之中；而纵观美国的各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花在球员工资上的开支通常只占收入的50%左右。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如果棒球运动员明明只分到更小的一块蛋糕，却反而能赚到远超足球运动员的薪水，那么答案就再清楚不过了——哪一种商业模式更有利于生意本身？答案显然是那种无论球队表现多么糟糕、都能稳稳留在联赛里的结构。正是这种封闭式的、没有升降级压力的体系，把各支球队老板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使得联盟的总体收入年复一年地保持稳定和可预测，人人都能安心分钱。
而职业足球的问题恰恰在此——这是不断从这项运动理念最核心处撕扯着的矛盾，也是麦格雷戈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隐约感到担忧的隐患——足球的这种结构，只有在竞争各方的财力资源大体保持均衡的前提下，才能维持公平与真正的竞争性。一旦有俱乐部获得了远超同侪的资金注入，整个体系的平衡便会倾覆，竞争也就失去了根基。这就是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在没有这些护栏机制的情况下，这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的经济格局，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与整体经济体系相似的样子：那些从一开始就拥有先天结构性优势的俱乐部不断获胜、不断积累，而其余所有人则在程度不一的不确定性中挣扎求生，徘徊在繁荣与危机的边缘。
因此，以下这一点绝非巧合：在英超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夺得英超冠军的五家俱乐部当中，有四家从未经历过降级。同样绝非巧合的是，那第五家俱乐部——也就是唯一一支既曾降级、却又赢得过不止一次英超冠军的球队——正是曼城。
为什么在曼城被判违规之前，英超就已经不公平了
当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当你的所有竞争对手都在倾尽所能地烧钱引援之时，你——一位坐拥中游俱乐部的富有老板——又该何去何从？你能做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要么跟上这场军备竞赛，要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球队被逐渐甩开。
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一位来自小市场的亿万富翁老板可以把钱袋捂得更紧一些，还能理直气壮地躲在一个说辞背后：他们没法花更多的钱。因为在那样的体系之下，削减开支、输掉更多比赛并不会带来任何惩罚——没有降级制度，没有连带损失，球队无论成绩如何都能继续留在联盟之中，商业价值也不会因此崩塌。这种结构性的保护，恰恰是英超所不具备的。
而英超恰恰相反：这里没有止损的底线，只有不断抬高的赌注。降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家中小俱乐部的头顶，一旦坠落，随之而来的便是转播分成锐减、赞助商撤离、核心球员流失的连锁反应。在这样的规则设计之下，花钱不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一名英超俱乐部的所有者当然可以尝试把更少的收入投入到球员工资上，以此刷出更高的年度利润——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他要冒一个巨大的风险：球队可能因此降级。而一旦降级，收入会断崖式下跌，如果你还想趁机出售俱乐部，球队的估值也会随之大幅缩水。这意味着，到了第二年，能用于工资的资金只会更少，俱乐部将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甚至连给自己发薪水都不被允许——直到1982年，这一禁令才被解除。而恰恰是在那之后，足球突然之间演变成了一门庞大的、全球化的事业。这股浪潮的到来有几个关键的推动因素：欧冠联赛不再仅仅限于欧洲各国的联赛冠军参加，参赛规模大幅扩张；上世纪90年代初，转播技术迎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英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脱离原有的足球联赛体系，另立门户组建了英超联赛。这几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彻底改写了这项运动的商业版图。
从某种角度来看，足球这项运动所采用的开放结构，简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商业创意——所有俱乐部都恨不得把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光；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能够预知自己一年之后的利润会是多少，更不用提三年之后了。收入没有保障，支出却毫无节制，按照任何传统商业逻辑来看，这都是自杀式的经营模式。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荒唐的商业模式，最终反而成了一个绝妙的商业创意。它促成了英格兰各地足球俱乐部的大量涌现与蓬勃生长，遍及大小城镇；而这种遍布全国的俱乐部网络，又在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与俱乐部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入骨髓、代代相传的情感纽带。球迷们支持的不仅仅是一支球队，更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家庭记忆。这种情感联结的深度和牢固程度，是任何其他娱乐产业都难以复制的，也正是它让足球的商业价值最终远远超出了那些所谓
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这种开放式赛制意味着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高赌注与几代本地球迷营造出的那种无法伪造的氛围相结合，造就了一档极为出色的电视产品。而这档电视产品带来了巨额收入，反过来又让每一场比赛的利害关系，从字面意义上变得愈发值钱。
身处英超联赛或征战欧冠所能带来的潜在收入实在太过可观，以至于如此众多的俱乐部甘愿把自己逼到财务崩溃的边缘，也要放手一搏、豪赌一把，争取拥有一个辉煌的赛季，从而让自己跻身一个全新的财务层级。根据欧足联的统计，到2011年时，欧洲大陆所有顶级联赛俱乐部合计实现了盈利——开个玩笑而已。事实是，这些俱乐部的亏损总额高达16.7亿欧元。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图景：欧洲足球的经济体系已经全面失控。各俱乐部在转播收入和欧战奖金的诱惑下疯狂投入，工资单和转会费水涨船高，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愿意为了财务健康而主动踩下刹车。谁先停下来，谁就可能立刻在竞技成绩上掉队，而一旦失去欧冠资格或惨遭降级，随之而来的收入断崖足以让任何一家俱乐部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军备竞赛就此形成——所有人都明白这样下去不可持续，但没有人敢于第一个退出。
<视频2>
如今，“富有老板为了提升自家球队实力而自掏腰包填补亏损”这件事，本身并不算什么紧迫的社会问题。但与北美职业体育的情况不同——在美国，球队本质上是特许经营资产，纽约喷气机队花的钱和喷气机老板个人花的钱是同一笔钱——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们把自己投入俱乐部的资金，更接近于一种借贷行为，因为俱乐部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更接近于地方性公共机构的实体。也就是说，这些老板投进俱乐部的钱，在账面上并不是对俱乐部的“注资”，而是俱乐部欠他们的债务。
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那些背负沉重债务的，恰恰是这些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区和文化意义的机构。从账面上看，一家俱乐部可能已经资不抵债，欠下老板数亿英镑，但只要老板愿意继续“输血”，俱乐部就能照常运转。这种模式下，一旦老板失去兴趣、资金链断裂，遭受冲击的将是俱乐部本身、其球迷以及整个社区，而不仅仅是某位亿万富翁的个人投资组合。
这正是在理论上促使欧足联推出“财政公平法案”（FFP）的原因之一。FFP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俱乐部账面上可以出现的亏损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预先设定的额度之内。此后出台的所有其他财务监管规则——无论是欧足联后续的更新版本，还是英超自己的盈利与可持续性规则（PSR）——本质上都是同一思路的不同变体：即根据俱乐部自身创造的营收规模来约束其支出，防止老板无限度地用私人资金掩盖亏损。
从纯数字上看，FFP在理论上取得了成功。2017年，欧洲顶级联赛的各家俱乐部合计录得了超过10亿欧元的利润。虽然随后经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几年回落——比赛日收入归零、转播费出现递延、球员身价波动——但在最近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中，整个体系的利润与亏损已基本持平。而根据各方预期，等到下一批财务数据公布时，欧洲顶级联赛的俱乐部整体上将重新恢复盈利。
换句话说，监管框架在宏观层面确实起到了“止血”的作用：整个欧洲足球产业不再像FFP出台前那样普遍性地烧钱亏损。但宏观的平衡掩盖了微观的失衡——规则的约束方式，恰恰决定了它对不同起点的俱乐部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靠几十年商业积累已经拥有庞大营收基数的传统豪门来说，以营收为基准的限制几乎不构成障碍；而对于那些需要靠新老板注资才能追赶的俱乐部而言，同样的规则则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财政公平法案（FFP），目前尚不清楚。近期一项针对多项FFP研究的汇总分析发现，这套规则确实改善了俱乐部的盈利能力，但对球队的实际负债状况却没有任何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转会费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于“卖方”俱乐部而言，转会费被记为即期的一次性利润；而对于“买方”俱乐部来说，这笔费用则要在球员合同年限内逐年分摊。
其他一些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过去20年间不断攀升的电视转播收入，对俱乐部财务表现改善的解释力，与那些新出台的财政管控措施相比不遑多让，甚至可能更为关键。
换句话说，即便把账都算在FFP头上，它充其量也只是帮助俱乐部在纸面上变得“更可持续”了一些，而不是让钱真正回到了球场之外更健康的轨道上。真正的财务改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转播费水涨船高这一外部红利，而非规则本身的约束力。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尽管至少有一些证据表明FFP让俱乐部的财务状况更具可持续性，却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让这项运动变得更为“公平”。如果说有什么的话，恰恰相反——现有的证据显示，它起到的作用与公平背道而驰。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当一套规则以“控制亏损”为核心目标，而不是以“平衡资源”为目标时，它天然就有利于那些底子厚、收入基数大的豪门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本就坐拥庞大的商业收入、全球化的品牌价值和世代积累的球迷基础，即便在亏损限额的约束下，它们依然可以投入远超中小俱乐部的资金。而对于那些缺乏历史积淀、收入来源有限的球队来说，FFP反而成了固化阶层的天花板：它们既无法通过大手笔投入迅速缩小差距，也很难获得追赶豪门所需的财务弹性。
因此，FFP在客观上起到了“守门员”的作用——守住的是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它禁止了伊坎斯坦顿式的草根逆袭，却没有触动顶级俱乐部之间的军备竞赛。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曼城为什么会走上如今这条充满争议的道路，以及为什么英超联赛从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结构性不公的种子。<视频3>
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期对欧洲24个顶级联赛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财政公平法案（FFP）实施后的20年里：“在被考察的24个联赛中，有7个联赛在FFP实施之后出现了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竞争集中度恶化；14个联赛的争四球队数量有所减少；还有13个联赛的夺冠球队多样性出现了下降。这些证据充分表明，FFP已经对多个欧洲足球联赛的竞争平衡造成了不利影响。”
而说实在的，这样的结果完全是意料之中。当你把俱乐部的支出限制在大致等同于其收入的范围内时，你实际上就是把那些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的俱乐部永久性地锁定在了最强者的位置上。
这些规则的出台时机也绝非巧合。就在世纪之交之后，俄罗斯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抢在FFP规则生效之前，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自有资金，把切尔西一举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俱乐部之一。2008年，阿布扎比联合集团收购了曼城。2011年，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入主巴黎圣日耳曼。
换句话说，FFP正是在外部资本大举涌入、彻底改变欧洲足坛格局的这一波浪潮之后应运而生的。传统豪门眼看着“新贵”们凭借背后金主的无尽财富在转会市场上一掷千金，把原本稳固的竞争秩序搅得天翻地覆。于是，一套以“保护财务健康”为名、以“限制外部注资”为实的规则便被迅速推上了台面。
对于曼城、巴黎圣日耳曼这样的俱乐部而言，这套规则的针对性是不言自明的。它们的老板来自石油资本，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FFP却要求俱乐部必须以自身商业收入为基础来安排开支。而在当时的欧洲足坛，曼城的商业收入远远比不上那些拥有数十年品牌积淀和历史荣耀的传统豪门。换句话说，规则表面上人人平等，实际上却在起点上就拉开了差距。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FFP并没有消除不公，只是把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不公平固化了下来。那些依靠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积累起庞大球迷基础、丰厚赞助合同和稳定转播分成的豪门俱乐部，天然地拥有更高的收入上限，因此在FFP的框架下也天然地拥有更高的支出上限。而新兴俱乐部即便背后有雄厚的财力，也无法在短期内通过投入来缩小差距——除非它们能够像曼城那样，在商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青训体系等各个方面做到极致，同时还要面对规则解释上的灰色地带。
从这个角度来看，曼城被指控违规一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家俱乐部“投机取巧”。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英超乃至整个欧洲的财政监管体系，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结构性偏袒的基因。它奖励的是先发优势和历史积累，惩罚的是后来者的雄心与投入。当竞争的起跑线本身就不公平的时候，处于劣势的一方为了追赶，往往会被迫游走在规则的边缘，甚至铤而走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曼城方面始终坚称自己是被针对的对象。在一个由既得利益者制定规则的体系里，挑战者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审视。英超联盟一方面从曼城崛起带来的竞技水准和商业价值中获益巨大，另一方面却又以规则守护者的姿态对其展开调查——这种角色上的矛盾，恰恰折射出整个体系深处的结构性张力。
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事实上，如果阿布拉莫维奇式的砸钱模式被允许继续下去，那么利物浦、阿森纳和曼联的老板们将不得不掏出更多的自有资金来跟上节奏——尤其是当其他寡头、主权财富基金，或者（但愿不要如此）科技亿万富翁也买下自己的俱乐部的时候。这样一来，军备竞赛只会愈演愈烈，豪门之间的竞争成本将被无限推高。
然而，财政公平法案（FFP）的出台改变了这一切。它实际上告诉那些世界最大俱乐部的老板们：你们可以少花钱，而不必担心失去自己在全球足球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因为所有其他俱乐部都被要求花得更少。换句话说，FFP 在制度层面固化了既有的等级秩序，让领先者得以锁定优势。
切尔西与曼城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切尔西的大部分投入发生在 FFP 规则正式生效之前。规则确立之后，他们确实仍在继续花钱，但由于阿布拉莫维奇在 2022 年 5 月因俄乌战争被迫出售俱乐部，而新买家主动上报了他们在接手后清查出的各类违规行为，切尔西最终只受到了罚款的处罚。
而曼城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在规则生效之后，曼城额外投入了大约 10 亿美元。他们以多达 114 项不同的违规方式践踏了规则。他们向联盟撒谎，妨碍调查进程，并且以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伪造账目、进行虚假的财务操作。
这也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规则本身是由既得利益者设计、用以保护既有格局之时，那些渴望追赶的人便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接受永远被锁死在追赶者位置上的命运，要么像曼城那样，选择在规则的边缘乃至规则之外寻求突破。曼城的 115 项指控固然是其自身的选择，但若追溯英超联盟的结构性设计，便会发现这种不公平的土壤早已在联赛诞生之初就被埋下。
换言之，FFP 并非一套纯粹维护竞技公平的规则体系，而更像是一份保护顶层俱乐部既得利益的契约。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曼城为何明知违规仍铤而走险——因为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守规矩”与“保住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对无法两全的矛盾。
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其他一些俱乐部，比如纽卡斯尔联和阿斯顿维拉，显然也曾希望投入比财政规则所允许的更多的资金，但它们并没有像曼城那样炮制所谓的“虚假”赞助合同，而是被迫拆散几乎整支球队阵容，彻底推倒重建——即便如此，它们也只能艰难地重新组建起一支具备欧冠水准、能够争夺奖杯的队伍。这样的对比让人不得不思考：同样的规则之下，为什么有的俱乐部选择老老实实遵守，而曼城却另辟蹊径？正因如此，曼城必须受到惩罚，而且必须是严厉的惩罚，唯有这样，才能在现行的监管体系之下，勉强维系住这项运动最后一丝体面与诚信。
当然，我们也绝不应该把阿布拉莫维奇、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QSI），或是阿联酋方面，当作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来歌颂。如果我们真的那样看待问题，那么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终点会是什么？难道是每一家俱乐部都应该沦为某种“体育洗白”的工具，为某个个人或某个国家服务，而这些人或国家只不过是想寻找新的途径，去撬动全球经济的各种杠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样的未来显然不是任何人愿意看到的方向。足球如果走到这一步，就彻底背离了竞技体育的初衷。
相反，曼彻斯特城这桩丑闻最终有望厘清、也最应该让我们看清的一点是：这项运动本身是多么的不公平——即便在没有人非法砸下数十亿美元、打造出英格兰足球史上最强球队的情况下，这种不公也依然存在。英超联赛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在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构之上，转播收入和商业资源的倾斜让少数豪门长期占据优势。曼城只是把这套体系的逻辑推向了极端，用更激进的手段去追逐本就向富人倾斜的游戏规则所能带来的回报。这并不是为其违规行为开脱——违规就是违规，理应受到追责——而是提醒我们，问题的根源比某一个俱乐部的过错更为深刻。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惩罚曼城，而不去正视并改革这套先天失衡的制度，那么类似的故事迟早还会以别的形式重演。真正的公平，需要的不仅仅是更严格的审计和更严厉的处罚，还需要整个联赛在资源分配、监管透明度和竞争平衡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反思与变革。
曼城为何“不得不”违规？英超生来不公的结构性根源
原因很简单：当阿森纳去年夺得联赛冠军，或者利物浦在前一年登顶，又或者更早以前曼联还在称霸英超的那个时代，他们夺冠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管理层更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狂热的球迷群体，更不是因为他们的俱乐部身上有什么与生俱来的东西，使其天生就比其他所有俱乐部更加优秀、更加出类拔萃。
不，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冠——而且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继续赢得冠军——真正的原因在于：现行的规则允许他们比其他所有俱乐部花更多的钱。金钱才是这一切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那些冠军奖杯最根本的来源。
这就是英超联赛从诞生之日起就内置的结构性不公。无论你如何美化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颂扬所谓的悬念与激情，规则的设定本身就决定了财力雄厚的俱乐部永远占据先机。收入规模的差距会逐年累积、层层放大，最终转化为球场上难以逾越的实力鸿沟。小俱乐部即使经营再精明、青训再出色，也很难在长期范围内撼动这种由金钱构筑的秩序。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曼城为何会选择那条违规的道路，也才能理解英超这座金元大厦真正的地基究竟是什么。